“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，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。”——说这句话的人在2019年初变得异常忙碌，中美贸易冲突与谈判，不断放缓的中国经济，让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角色既重要又困难。
刘鹤是在2018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说出这番话的。彼时，中美贸易战还未露端倪，中国经济刚刚完成一份超预期的成绩单——2017年GDP首次突破80万亿，增长6.9%，那是自2011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首次扭转下行局面，企稳回升。
但仅仅几个月后，画风突变，随着几千亿美元商品被加征关税，中兴和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在欧美遭遇滑铁卢，无论内外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展望，阴霾密布。
看来历史还是“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”。
10年前，当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时，中国经济也在经历一个高光时刻——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超过10%，甚至财政收入比预算多收了7000多亿元，时任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初还说，“中国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”。
同样是在几个月后，当金融海啸的余波跨过太平洋冲上中国的海岸，温家宝的判断变成“这场金融危机是历史上罕见的”，以及“要千方百计防止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”。几天后，中国宣布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”，揭示出一个四万亿元级的经济刺激计划，当时低迷的全球经济都为之一振，但很快，它被视为“饮鸩止渴”的计划，推高了债务风险，吹起了地产泡沫。
当前的中国经济，似乎正在重复历史，2019年“两会”上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布，减税2万亿元，铁路投资8000亿元、公路水运投资1.8万亿元等等。外界不乏有观点认为，这是新“四万亿”计划来袭，潜台词是中国将在未来多年消化新恶果；也有声音判断，中国吸取了教训，试图通过一个“去糟粕取精华”后的刺激计划来帮助放缓的经济渡过2019年的险滩。
2008年的“四万亿”计划似乎来得非常及时，计划公布后不久，中国官方披露，11月中国进出口数据突然跳崖，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9.2%下降到-2.2%，进口增速从上月的15.7%下降到-17.9%。
2019年2月，数据再次出现跳崖，2月出口同比下滑20.7%，创2016年2月以来最大。
宽松的货币政策也相似地如约而至。2008年，从9月16日到12月23日，央行连续五次降息。而在2018年4月17日到2019年1月2日，央行连续四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。
大量的钱注入经济，基建狂潮成为托底经济的主力。2008年底开始，中国发改委突然放松审批条件，密集批复同意了28个城市的地铁规划，投资超过1万亿元。事实上，“四万亿”中45%投向了公路、铁路、机场和城乡电网。
2019年初，李克强在两会上宣布，铁路投资8000亿元、公路水运投资1.8万亿元，这一规模几乎与十年前相差无几。瑞银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，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将反弹至10%以上。
对基建的大量投入，让水泥行业突然红火，部分地区现货价格几乎翻番。而不久前，水泥行业还因为“供给侧改革”而关停并转，困顿不堪。
对于十年前的那一轮刺激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称，“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，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，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”，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“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，引发系统性危机”。
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也使用了相同的表述。他表示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，“四万亿”投下去，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，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，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，“这是十足的饮鸩止渴”。
因而，此后多年中国不得不承受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”带来的痛感。
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胡荣进一步分析，这一轮的投资和信贷大多给了国有企业，银行也更倾向于借贷给国企，而非民营企业，后者只好用利率更高的影子银行，这种“挤出效应”进一步加大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。而经济刺激的另一个后遗症是，地方政府短时间承担债务过高，之后则要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和利息，影响地方长远发展，这就是危机之后的“宿醉效应”。
甚至温家宝也委婉地承认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，他在2009年底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，“如果我们信贷保持更平衡一些，结构更合理一些，规模不要过大，那就更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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